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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花卉画的历史发展

  中国花鸟画,其广义的描绘对象,包括人们生活中所熟悉爱好的花木、禽鸟、昆虫、农作物和果蔬等。也有分别称作花卉、翎毛、草虫、蔬果等名目的,但一般通称为花鸟画。

  花卉,自古即是中国画上“最有力之中心题材,亦即于世界绘画之画材上,占一特殊地位”(潘天寿《中国绘画史》)。中国的花卉画,在中国绘画史上虽比人物画、山水画成熟较晚,但通过历代画家不断地创造和发展,使它很早就成为独立的画科。无论是错彩镂金的工笔重彩,还是讲究笔墨韵味自然清新的水墨花卉,均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,名家辈出,技法独特,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画苑中的一枝奇葩。

  中国很早就有人描绘花卉翎毛,但是直到春秋时代,花鸟画还只是用于衣裳、旗帜等实用品的装饰。越秦汉而到魏晋南北朝,花鸟画作者才稍多。唐代,中国花鸟画有了极大发展,不但画史记载中名家辈出,而且,在新疆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了完整的花鸟屏风壁画,这说明,花鸟画已摆脱了人物画附属的地位,成为宫廷和民间普遍欢迎的画种。当时的唐玄宗皇帝,备能书画,并以墨色画竹,为我国墨竹画之创祖,其他不少王公贵族亦都精于花鸟画法。据《唐朝名画录》中记载,善画花鸟画的画家多至二十余人,其中尤以唐晚期的边鸾和末期的刁光胤最为着名。特别是边鸾,最工花鸟和折枝草木,下笔轻利,用色鲜明,而不掩笔迹,居唐以前花卉画家第一,开创了折枝花木之新格。但中国花鸟画的成熟,人们总认为是五代至北宋的事。

  五代十国期间,涌现出一大批各有擅长的花鸟画能手,其中能代表这一时期花鸟画成就的是南唐的徐熙和西蜀的黄筌。他们的艺术成就,分别形成徐、黄两大流派,画史上称“徐黄体异”,永为后世所式法。这是中国花鸟画成熟的重要标志。黄筌是五代西蜀至北宋初的宫廷画家,他生活在宫廷园圃,“耳目所习”,自然是皇家园囿中的奇花、珍禽、怪石和瑞鸟,加上初时师从刁光胤,承袭晚唐花鸟画“厚施色彩,崇尚逼真”的画法,便形成了“黄家富贵”的风格。徐熙是南唐的处士,虽出身于大族,却因高迈的志节与放达不羁的性格,一生不肯为官,自享田园之乐,其“耳目所习”,无例外地都是这一环境中自由自在的花木禽鸟,即画史所称“江湖所有汀花,野竹,水鸟,渊鱼。”他画花木,用粗笔浓墨草草写枝叶萼蕊,略施杂彩,不掩笔迹,而神气生动,人称“落墨花”,他作品中所表达的审美要求,恰是封建文人士大夫之在野者那种不受拘束的逸趣,故有“徐熙野逸”之说。

  黄、徐二体进入宋代,分别被黄筌少子黄居寀和徐熙之孙徐崇嗣加以承续和发展。黄居寀善画花竹翎毛,不但保持了其父的精工艳丽风格,并创“勾勒填彩法”,黄氏父子的富丽画风和笔法,一直是从宋初到熙宁间一百多年来北宋画院的评画标准。徐崇嗣擅长画鸟,初承家学,因不合时尚,改效黄氏父子,后自创新体,在其祖“落墨花”的基础上,不用墨笔钩勒,直接以彩色晕染,创造了“没骨法”。宋初黄居寀、徐崇嗣二派的并起,迎来了花卉画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。随着画院的兴隆,加之宋代几位皇帝的支持和倡导,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花鸟画家,如赵昌、崔白、林椿、李迪、吴炳、李安忠等人。宋徽宗赵佶也是一位技艺精妙的高手。北宋的一些文人,兴起的以梅、兰、竹、菊“四君子”为题材的文人画,把中国的花鸟画推进到了“托物言志”阶段,这是中国花鸟画史上的一次飞跃,它密切了中国花卉画与人类心灵的关系,开拓了画家以高尚情操影响观者精神生活的途径,使中国花鸟画在审美方式上的民族特点终于形成,也一直成为百代不衰的优良传统影响至今。这种“四君子画”,在南宋又有新的发展。杨无咎、赵孟坚等文人画梅、兰、竹、菊,比况自己的坚贞与高洁,创作了不少意境清超的作品。宋代中国花鸟画的大盛,动摇了人物画的中心地位,使花鸟画与山水画并驾齐驱,更加繁荣。

  元代宫廷绘画解体,人物画趋于冷落,文人画的水墨山水和墨竹、墨花有突出的发展。如柯九思、顾安、吴镇、倪瓒等都善画墨竹,王冕专画墨梅。墨竹、墨梅,以及较次的墨兰、墨菊,“四君子”成为元代“墨戏画”的最主要题材。这为明、清写意花卉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而元代的工丽花鸟画,虽承宋代盛势之后,尚存余势于元初,却终因墨戏花卉画的兴盛,在元朝后期日见衰落了。

  明代的花鸟画,虽然与宋、元一样师承徐、黄二体,却能自出新意而见其特色。在工笔设色中,宗黄派者以边文进、吕纪为代表;宗徐派者以孙隆、孙克弘为代表。而此期的广东画家林良,则从南宋、元代的“四君子”画那里得到启示,开创了中国写意花鸟画之新派,并在明朝后期的陈淳、徐渭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特别是徐渭,在写意笔墨上大胆变革,充分发挥了中国画中笔墨的特殊效果,创立了水墨大写意花鸟画。这种大写意画法,经过明末的朱耷、原济,清代郑板桥等人的发展和丰富,终于打开了近代大写意画的体派。明代中期,江南的绘画艺术十分昌盛,形成了以沈周为代表的吴派画风:笔底结实苍润,气韵温雅。此期苏州画家周之冕等人的画风与吴派相近,兼工带写,并融会勾勒和没骨之长,独创了“勾花点叶法”,在状物写神的基础上丰富了花鸟画的表现技巧。

  明末清初的朱耷、石涛也画水墨写意花鸟,不入流俗,不泥古法,独创出一种超然、狂放、拔脱的画风,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感情。清初的恽寿平、王武,中期的沈铨、蒋廷锡、邹一桂,都用没骨法或勾花点叶法,画出了明净柔美的花卉。稍后的“扬州八怪”(一般指汪士慎、黄慎、金农、高翔、李鱓、郑燮、李方膺、罗聘),多半以花卉为题材,主要继承陈复道、徐渭、朱耷、石涛等的传统,但不受成法所拘,笔恣墨肆,和当时的所谓正统画风有所不同,被视为画坛的“偏师”、“怪物”,遂有“八怪”之称。他们的笔墨技法对近代中国写意花卉画影响很大。在“八怪”中,他们各自选用的花卉题材及艺术风格又各有特色。如汪士慎、金农善画花卉,尤擅画梅;郑燮擅兰、竹,重视写生,笔法挺健,意境清新;李鱓所绘题材甚广,各种花卉无所不能,作品感情色彩较浓,并开拓大写意花鸟画的领域,将没骨花卉技法,揉进了徐渭、朱耷水墨写意画的技巧,转到粗放一路,而颇富新意。

  清末,虚谷、赵之谦、吴昌硕等花卉画家相继而起,所作花卉或笔墨圆浑厚重,色彩鲜明;或以书法篆刻用于绘画,笔墨苍老拙厚,气势雄浑。对写意花卉画的发展均作出了新的贡献。此期工细清丽的勾勒花卉一派虽趋衰落,但任渭长、任阜长、任伯年三家,时称“三任”,却有所发展,他们虽都是学习明末陈洪绶的带有装饰风味的花鸟画,笔调却活泼潇洒,气势流畅,任伯年的作品尤其明丽清新。

  清朝以后,中国画坛上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花卉画家,最为着名的如齐白石、潘天寿、李苦禅、张大千等,都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花卉画。齐白石一生共画四万多幅画,写一千多首诗,治印三千多方,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艺术珍品。其中以花卉为题材的亦甚多,如《祖国万岁》、《菊花秋虫》、《瓶梅》、《牵牛花》、《百花与和平鸽》、《荷花鸳鸯》、《雁来红蜻蜓》、《蝴蝶花》、《梅花立鹊》、《秋荷双鸭》、《牡丹双鸡》、《菊花蜻蜒》、《鸡冠花飞蝶》、《兰花》、《梅花》、《藤萝》、《残荷》等,不计其数,涉及的花卉种类也很丰富。齐白石九十岁时,还创作了花卉画《牡丹》,象征富贵吉祥、繁荣幸福。潘天寿与李苦禅,画史上有“南潘北李”之称,是当代两位齐名的大写意花鸟画家。以松、竹、梅、兰、菊、石、荷、鱼、虫等为题材。“南潘”笔墨有金石味,朴厚劲挺,气势雄阔,赋色沉着斑斓,能融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炉,形成自己的特色面目。“北李”的花卉画风格雄浑厚朴,磅礴大气,笔墨毫放,天趣自然,个性鲜明,形象洗炼,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,使人感情激越,精神振奋。

  曾经旅居美国、后来在台湾定居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,也是杰出的中国花卉画家。他的母亲和姊姊都画得一手好花卉,受她们的影响,张大千也酷爱画荷花、海棠、牡丹、兰花、水仙、梅花等花卉。1958年,他曾以一幅《秋海棠》,荣膺纽约国际艺术协会选为世界伟大画家,这幅画充满了柔细韵昧,胭脂红点出少女羞涩似的花瓣,寥寥数笔,道尽了花的绰约风姿。然而,张大千先生平时画得最多的还是荷花,他自己常说:“赏荷、画荷,一辈子都不会厌倦!”他常作小品荷花,但也有许多壮观的大幅荷花作品。如1963年他在美国展出的六屏巨幅荷花,创作时,必须打通大画室才能完全打开摆平,在日本裱衬时,裱画店只好打通工作房裱画。这些长十二尺,宽二十四尺的六幅荷花屏风在美展出后,由《读者文摘》购藏,十四万美元的售价,打破中国画售价的新纪录。说明张大千先生在画荷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。无怪乎徐悲鸿曾经赞美张大千的荷花和海棠为前无古人。

  而令,无数中国画家十分珍视中国花卉画这份宝贵遗产,在继承古代花卉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,刻意求新,努力创作出更多的具有中国气派和时代气息的花卉画。花卉,是中国绘画历久而不衰的主要题材之一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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